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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生命科学 2020-02-09 07:07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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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李国杰院士和他的学生孙凝晖js金沙国际::他给了我一个梦想

李国杰在中科院计算所孙凝晖与曙光服务器导师在我眼里,一直是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奋力前行的修道者的形象,十字架上刻着两个大字国家。孙凝晖写下的这段文字,曾让很多人深受触动。与人们津津乐道的商业传奇不同,李国杰的创业故事难寻叱咤风云的江湖色彩。他更像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学院派掌门,试图在科研、技术和产业之间,搭起一座恒久创新的桥梁。■本报记者 郝俊在中国IT界大佬的花名册上,你恐怕很难看到李国杰的名字。然而,正是这位自称更喜欢跟书打交道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亲手布局并缔造了曙光和龙芯两个计算机领域的国产高技术品牌,蜚声国际。与人们津津乐道的商业传奇不同,李国杰的创业故事难寻叱咤风云的江湖色彩。他更像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学院派掌门,试图在科研、技术和产业之间,搭起一座恒久创新的桥梁。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诟病声,数年来在中国高技术领域不绝于耳。症结与出路何在?李国杰带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同仁乘风破浪架起的科技创新之桥,无疑将留下一份重要的启示录。Paper Machine的创业李国杰决心研制中国自己的高性能计算机之初,有一段被喻为玻璃房子的故事广为流传。上世纪80年代,用外国人的天下来形容我国高性能计算机所处的境遇并不为过。李国杰回忆,当时外国公司把机器卖给我们,然后用玻璃房子罩在里面,在外国管理员的全局监控下使用,以防我们另作他用。中国人的机房,我们自己反而不能进去,这是很丢面子的事情。1990年,李国杰受命出任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他给自己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彻底打破这种尴尬局面,让中国在高性能计算机领域站起来。1993年,我国第一台对称式多处理机系统曙光1号在智能中心研制成功,科技界曾评价,它的意义不亚于两弹一星。两年后,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曙光1000问世,我国正式跻身国际高性能计算机竞争舞台。恰如两弹一星的佳话打破外国技术封锁,把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仍旧是这个故事的主基调。然而事实上,这却远非李国杰此步落棋的全部用意。那只是非常短暂的一段时光,打破封锁也不是李老师对国家最为根本的贡献。李国杰的弟子、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孙凝晖说,解决科技如何支撑、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才是整个故事的本质。留学美国期间,李国杰被同行称为Paper Machine,平均每3个月就有一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论文发表,在圈子里小有名气。然而回国后,43岁的李国杰放弃了论文导向的研究,开始考虑学以致用的问题。搞计算机的人,最终的目的是产生实际效果,做出实实在在的东西。耳濡目染美国计算机产业之发达,李国杰开始思考:技术创新的关键究竟何在?他在题为《技术创新的关键在选题》这篇回国后最早见诸报端的署名文章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彼时,中国科技界正在努力实践邓小平提出的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目标。科技和经济的距离是很遥远的。在孙凝晖看来,李国杰给自己找了一个最难的选题,难到咬牙切齿,因为他们的对手是IBM、惠普、思科这样的国际计算机产业巨头。只是李国杰早已认定,在计算机领域,善于提问才是王道,否则只能跟在人家后面走,永远难有大作为。决定要不要做这件事,其实比做好这件事更重要。曙光取得成功后,2000年,李国杰再度落棋研制中国自己的高性能通用CPU。与当年研制曙光面临的情形一样,不少人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人说,IT巨头英特尔每年投入几十亿美元研制芯片,中国承受不了如此高昂的竞争成本。有很多人总是把美国的今天,看成中国的明天。似乎美国之前投入了多少钱,怎么做的,中国就要投入多少,跟着他们的办法做。在李国杰看来,按照这般思路势必一事无成。李国杰要做的,是凭借自己的知识基础,用全新的技术方法研制芯片。提出CPU的研制,我们并不是万事俱备,但我相信计算所有这个实力。李国杰说自己当时豁出去了,拿出全所近一半的科研经费1000万元人民币投入CPU研发。仅仅两年的时间,李国杰率领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队伍,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款高性能通用CPU龙芯一号。事非经过不知难,李国杰经常用这句话总结自己突破禁区的感受,在实现CPU产业化的过程中,他一再重复。在他的创新链条上,技术突破似乎从来都不是最难的一环,最具挑战的事情是,怎样才能把产品卖出去。我天生不适合做企业家在李国杰的观念里,高技术研究成果如果不能开发为产品进入市场,等同于浪费国家的钱。从选题开始,技术产业化就是他心中始终紧绷的一根弦。曙光研发成功后,李国杰首先希望与其他公司展开合作,将技术成果交给某个企业实现产业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曙光技术面临无人接手的窘境。我们有毫不动摇的决心,但是如何产业化?现在想来,最初真的很幼稚。摆在李国杰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规模化生产所需的资金。几经周折,曙光曾在香港借壳上市,但上市募集的资金并没有用于发展曙光产业。面对让人心寒的现实,李国杰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曙光业务从上市公司买回来,亲手掌控曙光,在天津另起炉灶,自己把产业做大。回想那段经历,李国杰说他吃了不少苦头:企业家要有很强的风险承担能力,他所应具备的素质,跟学者完全不一样。我天生不适合做企业家。科学家考虑问题往往事无巨细,心里有谱才敢做,不像企业家,有三四成的把握就能豁出去。性格方面,李国杰认为企业家需要有很高的外交能力,懂得谈判沟通技巧,但他并不喜欢社会交际。尽管如此,李国杰还是把曙光公司带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技术产业化之路日渐通畅。曙光服务器在国家信息关防、石油物探、航天测控、教育科研等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据IDC公司统计,2012年曙光x86服务器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超过10%,与IBM只相差5个百分点。按营业额统计,曙光在国内企业中排名第一,已成为国内服务器第一品牌。与此同时,曙光的技术创新也迈上更高台阶。2010年6月,曙光星云超级计算机研制成功,运算速度达每秒1270万亿次,名列全球高性能计算机500强的第二名。曙光已连续4年超过IBM,位列中国高性能计算机TOP100榜首,2012年在TOP100计算机中占有36%的份额。js金沙国际,架起创新的桥梁我们做高性能计算机,其实有三个评价维度。孙凝晖告诉记者,算得快并不是唯一标准,还有应用广、产业化规模大的要求。在这样三个限定条件下发展技术,可谓难上加难。然而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科技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否则只不过是技术应用而已。在孙凝晖看来,高技术领域必定是世界性的舞台,其核心只有创新二字。但科技创新与尖端科技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你说iPhone在学术上、技术上是最领先的吗?孙凝晖自己的回答是不见得。你可以说他先进,但不能说它领先。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经常有人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说,这是错误的。对于李国杰所做的每一步探索,孙凝晖认为都是在搭建从科技此岸通往产业彼岸的那座桥梁。在众多解读中,李国杰做高性能通用处理器的出发点,似乎也仅仅是因为没有自己的CPU将危害国家安全。而在孙凝晖看来,这只是故事化叙事的表象,其本质依然是希望中国能有自己的处理器芯片产业。希望通过技术进步,真正做大做强我们的计算机产业,这才是李老师所有贡献的全貌。孙凝晖说,科技通往经济的道路由三段组成学术、技术和产业,在这三段道路里,都能看到李老师努力的身影。一家科学研究机构,要做出能够得到广泛应用的产品,并把它推向市场。对于李国杰掌舵计算所期间进行的这项事业,很多国外同行并不理解,他们说:这太难了,怎么跟IBM公司一样。问题是,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做基础研究,公司作面向产业的前瞻研究,把产品卖出去。他们两者之间会有很好的接续。李国杰向记者道出个中原因,但中国的企业,往往只做技术开发,真正的前瞻研究却几乎没有企业来做,因此没有那些未来极具价值的技术储备。挑战就在这里,我们的竞争不是单点的,而是要面对整个创新系统。孙凝晖说,从学术引领原始创新到技术创新,再到机制体制的完善和技术产业化,需要建立起一个极为复杂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何不能与企业形成良好的创新连接?李国杰的回答是,原因有很多,但在科技成果转化这个提法中,就能看到我们的致命误解。事实上,成果本身是很难转化的。作出一个科研成果,再把它直接转化成产品,这样做成功的案例很少。对于基础研究而言,学术论文往往就是最终结果。李国杰告诉记者,更重要的,是技术和人才的转移。对于产业来说,最具价值的是通过专利等方式转移或辐射给企业的技术,同时,还有技术人才源源不断、畅通无阻的流通。正是基于这些理念,今天的计算所才有了自己的独特定位成为中国计算机产业人才与技术的源头。他们要作出面向产业的战略性前瞻研究,再传给中国企业。未竟的使命2011年8月,68岁的李国杰卸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一职,继任者孙凝晖是他门下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曙光总设计师、智能中心主任、计算所所长,在孙凝晖的职业成长之路上,他多次从导师手里接过事业的接力棒。导师在我眼里,一直是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奋力前行的修道者的形象,十字架上刻着两个大字国家。孙凝晖写下的这段文字,曾让很多人深受触动。您觉得自己是否也背负着同样的十字架?采访中,记者如此问道。这恐怕是我们两代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在我们身上,并没有这种无形的十字架。孙凝晖的回答简单而直接。在他看来,他们身上都有符合各自时代特征的印记。李国杰1943年出生,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在政治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度过,下过农场、当过工人,改革开放后出国,拿到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时,已是42岁的年龄。如果一个人中国文化的根底深一些,留在美国的可能性就不大。所谓国家民族这个概念,不完全是个政治概念,它是一个感情的概念。从李国杰这番话中不难感到,家国情怀早已深深融入他的血液,甚至成为一种思维方式。1968年出生的孙凝晖,其学生时代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的汹涌浪潮,由此吸收了更加多元的新鲜思想。他在北大接触到当时热火朝天的人工智能研究,觉得在计算机上实现人工智能,一定是件很酷的事儿。于是,本科毕业时他报考了智能中心的硕士研究生。李老师说话极快,思维极为跳跃,你基本跟不上他的思路。1989年夏天硕士生面试时,孙凝晖第一次见到李国杰。一间简陋得要命的办公室,体态有些消瘦的李国杰藏在一堆乱七八糟的书里,此情此景让他有些吃惊。孙凝晖记不起李国杰曾问过他什么问题,只记得李老师说了很多863计划的情况,让他产生了一种随他一起投身伟大事业的冲动。就这样,冲动最终转化为现实。从师徒到同事,李国杰与孙凝晖并肩奋斗二十余载,在共同的事业追求中缔结下深厚友情。李老师对您最为深刻的影响是什么?也许不止一次,孙凝晖曾面对这样的提问。他给了我一个梦想。从1989年一直到1995年,孙凝晖在参与曙光一号、曙光1000的过程中,完成了他最早的科研任务。在高性能计算机这一永不停步的科学跑道上,他的梦想日渐清晰通过自主创新,改变中国的计算机产业。在此之前,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太有梦想的人。关于梦想,孙凝晖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说,梦想是能够让一个人追寻很久的东西,它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会不断地激励你,让你激动。这个梦想,已经成为计算所的文化基因。他打造了这个梦,并且让我们都相信这个梦想。在孙凝晖心中,梦想是李国杰传承下来的最大财富,它凝聚起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前赴后继去追随、去实现。2011年,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中科院计算所成立,成为目前我国在该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学科方向深入发展打下基础。而在孙凝晖的梦想蓝图中,这个实验室将是我国计算机产业技术创新源头的源头。时不时地,孙凝晖会拿出李国杰几年前出版的文集《创新求索录》翻看,里面收录了他回国20年来在高技术前沿领域自主创新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现在看他20年前写的东西,在今天依然极具启发意义,那些问题依然成立。孙凝晖说,李国杰当年所处的时代仍没有结束,他所开启的使命也还远没有完成。孙凝晖曾把使命达成之路上面前的对手一一列出,英特尔、IBM、惠普这些技术领导型的伟大跨国企业,几乎代表着当代美国的核心产业竞争力。我们的梦想,只能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孙凝晖畅想,如果这项使命完成,就会实现我们的中国梦。而这,也许有赖更多的人努力拼搏到计算所成立一百年之时。《中国科学报》 (2013-05-31 第5版 人物周刊)

《中国科学报》 (2016-04-28 第4版 综合)

中科院计算所早在2008年就开始了“寒武纪”系列深度神经网络处理器的研制,并于2013年研制了全球首个深度学习处理器,相关工作先后获得处理器架构领域顶级会议ASPLOS 14和MICRO 14的最佳论文奖。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相比传统的CPU/GPU,寒武纪处理器在性能、功耗和芯片面积方面有较大优势,市场潜力巨大。

“弯道超车就是大家同一个赛道赛车,在转弯时通过高超的转弯技术,漂移一把超过前面的赛车。比如当年曙光服务器从32位到64位的迁移,弯道超车后的曙光发展很快。”孙凝晖转而解释说,“变道超车是我们不跟竞争对手跑同一个赛道,就如寒武纪不跟微软、高通竞争目前的市场,而是到智能领域占领领先地位。”

“前段时间非常混乱,有人讲‘龙芯不要做了,干脆抱养一个好了’;也有人讲‘我们要关起门来全部自主生态’。网信办工作会议对此已有结论,那就是做什么事走什么路,不能一股脑走极端。”孙凝晖说。

“寒武纪”是计算所另一条道路。孙凝晖透露说,“寒武纪”是计算所多年苦练内功的结晶。

孙凝晖告诉记者,网信办工作会议明确表态,国家对“中国芯”的这三条道路都是认同的。

发展中国芯片产业的第三种模式,有点类似“高铁模式”。孙凝晖称之为“中间道路”。

孙凝晖这样评价“寒武纪”:“今年是计算所建所60周年。60年来,计算所数不出来有几个在国际上属于原创、引领性的技术,水平上最多到1.5流,但寒武纪处理器算一个。‘寒武纪’是响应习近平主席‘变道超车’的代表。”

中科院计算所:打造“三驾马车”发展“中国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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